中國目前正在按照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框架，對國有企業(yè)進行重大改革。改革的決心是：“必須毫不動搖鞏固和發(fā)展公有制經濟，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，發(fā)揮國有經濟主導作用。”中國將國有企業(yè)視為其經濟的核心，這是將中國“社會主義市場經濟”與西方“私有制市場經濟”區(qū)分開來的關鍵的結構性特征。
中國經濟體系的增速超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已有30多年，有鑒于此，我們應當探討：中國的國企與其更高的經濟增長率之間有怎樣的聯(lián)系？為什么“公有制占主體地位”產生了更佳的經濟表現？引發(fā)國企改革的具體問題是什么？這些問題的答案將指明應該如何改革。
一、國有企業(yè)的明確優(yōu)勢
在微觀和宏觀經濟領域，國有企業(yè)都給予了中國明確的優(yōu)勢。第一項微觀經濟上的優(yōu)勢是，國有企業(yè)的主要業(yè)主是政府，無須向私人股東支付大量股息。股息在西方經濟中占很大比重——大約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5%。在西方會被支付給私人股東的股息，在中國則可以通過國有企業(yè)進行投資。西方私人股東將部分股息用于消費，國有企業(yè)則提高了整個經濟體的投資水平。由于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，這提升了中國經濟的表現。
國有企業(yè)的第二項微觀經濟優(yōu)勢是，國家以及國家支持的公司，可比私人公司以更低的利率借款，因為它們的風險較小。
國有企業(yè)在宏觀經濟方面的優(yōu)勢，甚至比微觀經濟方面的更大。在私人經濟中，沒有自動機制能確保將公司利潤——技術上講是儲蓄的一種形式——轉移到生產性投資中去。凱恩斯的比喻很有名：“個人于今日決定儲蓄時，只表示他決定今日少進一餐，他不一定同時決定把今日所省下的錢，留待一周以后進餐之用。”
私企不將儲蓄用于投資，不只是具有理論上的可能性，實踐上也正是這樣運作的。導致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一個重要機制是，美國公司并沒有將全部的利潤進行投資。美國公司的經營性盈余已大幅上升，從1980年占國內總收入（GDI）的20%上漲到2013年的26%，同時美國私人固定投資從1979年占GDI的19%下降到2013年的占15%。盡管利潤上升，但投資下降了，導致經濟增長放緩，最終引發(fā)金融危機。美國企業(yè)不斷把現金堆成“金山銀山”，這種情況一直延續(xù)著。2013年年中，美國非金融公司持有的現金達15000億美元。
正如世界最大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集團的主席拉里·芬克所說：“越來越多的企業(yè)領導人對那些可向股東提供即時回報的行為做出了響應……而在創(chuàng)新、熟練工和維持長期增長所必需的資本支出等方面投資不足。”美國政府可以呼吁人們更多地投資，但沒有什么現行機制來促使私人公司這么做。
相反，中國國企的國有屬性意味著，它們可以在需要時被導向投資。這是中國投資水平遠遠高于美國的一個關鍵原因。根據最新的可供國際比較的數據，2013年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的45.9%投入了固定投資，美國只有18.9%。
中國直接通過控制國有部門投資的能力，還創(chuàng)造出比西方經濟體更強大的對抗危機的宏觀管理工具?！度A爾街日報》指出：“大多數經濟體可以拉動兩根杠桿來支撐增長：財政和貨幣。中國則有第三個選擇——國家發(fā)展和改革委員會可以加快投資的流動。”
這種通過國有部門設定投資水平的能力，是中國自國際金融危機爆發(fā)以來，表現遠勝美國的關鍵原因。從2007至2014年，中國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了79.9%，而美國僅為8.2%——中國的經濟增長幾乎是美國的10倍。
二、國企改革要解決哪些問題
如果國有企業(yè)總體上給了中國巨大的優(yōu)勢，那么新的改革又旨在解決什么問題？問題是有不少，但要把它們置于基本的經濟語境下才能充分理解。
中國過去認為國有企業(yè)不光具有經濟效益，還有社會功能。國有企業(yè)提供的不僅是就業(yè)，還有社會保障，如住房和醫(yī)療保障等。這樣做會造成兩個結果：首先，提供此類服務增加了國有企業(yè)的成本——削弱或消除了它們借貸成本較低、較少向私人股東支付股息的優(yōu)勢。其次，有效的管理需要專業(yè)化和專注工作。公司管理人員需要集中精力讓企業(yè)高效運轉，而那些提供社會保障的企業(yè)也需要專注于提供社會保障。試圖同時兼顧，不可避免地導致無法最有效率地完成任何一件事。國有企業(yè)應通過繳稅來提供社會保障，而不是直接管理。因而有必要把這一舊制度的殘余淘汰掉。
在改革中要確保主要資產劃在上市公司名下，借助這一手段，可以按純粹的經濟功能劃清國有企業(yè)的邊界，并執(zhí)行財務紀律。在近期對一家主要的國有企業(yè)——上海電氣集團的重組中，就遵循了這一原則，資產從未上市的母公司轉移到了上市子公司。
競爭也能有力地刺激經濟效率的提升，但必須從經濟全球化、而非單純國內的角度去理解它。這是當前國有企業(yè)改革的另一個特點。先舉一個例子，中國之前有兩家國有鐵路機車企業(yè)——中國北車和中國南車。理論界曾認為它們的競爭會刺激效率的提高。但在現實中，尤其是在高速列車的全球競爭方面，中國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國際化的。即使兩家公司合并，其323億美元的營業(yè)額也遠遠落后于世界領先的西門子，它的營業(yè)額達到了965億美元。而且，中國制造商還面臨著日本子彈頭列車和加拿大龐巴迪的競爭。因此，從全球而非國內的視角去理解競爭，中國正確地合并了兩家企業(yè)。
這還涉及一個更具普遍性的問題。全球數據清楚地表明大企業(yè)比小公司有更高的生產率。大企業(yè)在美國發(fā)揮了更大的作用，這是美國的生產力優(yōu)于競爭對手的一個關鍵原因。美國就業(yè)人口的45%是在員工數量超過250名的公司內，相比之下歐盟只有33%。
但是中國有10萬家以上國有企業(yè)，它們需要整合。在目前人們所討論的提議中，規(guī)模最大的方案是將112家中央所屬國有企業(yè)合并成30-50家，這是正確的方向。這應該是中國更廣泛的公司合并的一部分。舉個例子，中國有十余家主要汽車制造商，比起美國的三家，它們沒什么競爭力。
這樣一來，一個關鍵的問題就是壟斷。競爭刺激效率的提升，但在一些領域根本無法操作——通常是因為投資成本高得無法想象，不可能引入競爭體系。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有競爭性的電網或地鐵系統(tǒng)。面對自然壟斷，最不需要的就是“市場解決方案”。壟斷者的市場行為已得到了充分的認識——價格過高，質量低劣。自然壟斷需要一個“反市場的解決方案”——維持國家所有，施加嚴格的管理，克服其采取市場行為的傾向。因此，有必要培養(yǎng)一批訓練有素、堅韌頑強的國企管理者。
反腐敗斗爭是其中一個方面。2014年，70名國企高管接受反腐敗調查，2015年仍繼續(xù)開展了此類調查。但在反腐敗的同時，必須為高效率的國企管理者建立一套整體機制。
鄧小平指出，在中國目前所處的“社會主義初級階段”必須實行“按勞分配”。從社會科學的角度嚴格來說，管理人員是高技能工人。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國家，絕大多數大公司都是由經理而不是“企業(yè)主”——公司的擁有者來管理的。這些經理人享有高薪的原因是，他們的工作需要超乎常人的技巧——所做的決定可能涉及數十億美元。新加坡的機制最符合“按勞分配”。經理人獲得高薪，但受制于透明度，并受到像工人一樣的對待——他們可以很容易地被解雇。因為新加坡?lián)碛惺澜缟献罹旌头锤瘮〉墓芾頇C制，這樣做符合經濟原則。然而，這種國企經理應獲高薪的觀點，目前在中國并不受歡迎。
摘自《國務院國有資產監(jiān)督管理委員會》